丘成桐：如果我说复几何“无用”，你会不会很失望？

“如果我说复几何暂时还没有跟大数据、人工智能有密切关系，你会不会很失望？”这个是《中国科学报》记者在7月23日举行的复几何与多复变国际会议上，向数学家丘成桐询问类似复几何这这种基础数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时，这位菲尔兹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如此直接了当的回答。

他说很多领导在听数学家的汇报时，就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你这个研究有什么实际应用？对发展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有没有好处？”如果科学家的回答是“没有”，领导就会感到很失望，可能就不再支持该项研究了。

“应用研究在中国的项目申请上始终占优势，跟这个原因有关。”丘成桐直言。而实际上，这种看似暂时没有什么应用背景的基础学术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讳言，从前不久的“中兴事件”就可见一斑。

“中兴事件”涉及的“芯片”问题，表面看是应用的问题，但深层次原因其实是中国在的基础理论的薄弱，也是长期立项重应用轻基础的结果。“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模仿别人，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卡了你的脖子’。”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刘克峰坦言，中国过度关注应用，但在基础研究方面却比较薄弱。

数学是基础的基础，中科院院士周向宇称其为“无用之用”。

历史上很多无用的数学或者几何研究，在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应用理论。举个例子：双曲线的发现最初是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的，但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发现它可以应用于行星运行轨道的计算，这一“无用之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甚至成为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丘成桐教授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就像你家里的小孩子，成绩很好，但是要讲他对国家发展有什么好处，现在不晓得，要等他成长起来才晓得。”丘成桐说，“基础研究也是一样，要不停地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可以应用。”

“拿复几何来说，如果我今天能晓得它怎么用的话，就不用再研究了，因为这说明研究已经很成功了。”丘成桐笑着说。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是为构建科学知识体系而生，并非为了立竿见影的实用，但经过较长的时间跨度后，会被发现应用空间并造福人类。就单从数学史来看，最典型例子就是数论的研究，这个从几千年前就开始研究的数学分支，真正有了应用价值也就近100多年的事情。

在丘成桐看来，数学作为基础科学，本身就是很美、很深的学问，要实现自我发展，而不是纯粹为了服务其他学科而发展。作为基础研究者的数学家也不需要考虑它未来的应用如何，这不应该是基础数学家着重考虑的。

他还形象地将数学与画画进行类比：要画出自己的水平并不容易，刚开始可能很多人看不出画的内涵和深度，因为跟主流的画派关系不大，慢慢画出自己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纯数学的研究应该鼓励自由探索，因为他们花的钱很少，让他们自由发挥，就像画画一样，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功，成功后自然会有应用。”

而数学史上，类似的例子也很多。康托的集合论在当时看起来有些“非主流”，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但后来被人理解后，其思想引导人们创立形式逻辑的相关基础理论，而该理论成为计算机理论的基础之一。“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自由”就是康托关于数学观的名言。

丘成桐表示，做研究如果只追求立竿见影，那么这个学问是没办法真正发展起来的。

尽管多年来丘成桐也做了很多应用数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纯数学的探索，因为他深知“放弃了就没了基础”。

刘克峰认为，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如何建立适合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现在中国缺的不是钱，缺的是静下心来做原创性研究的人，不够客观的评价体系会误导年轻人急功近利。”刘克峰说。